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牡丹和梅花

2025-10-12 12:21 来源：云美集点击：

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牡丹和梅花

我国的国徽、国旗、国歌，都早已确定，且妇孺皆知。那么，作为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作为赏花爱花的爱美之邦，咱们中国应该选择哪种花作为“国花”呢？让我们来听听程杰教授的权威解读吧！

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牡丹和梅花

文/程杰

我国迄今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国花，国人念及，每多遗憾。30多年来不少热心人士奔走呼吁，也引起了社会舆论和有关方面的一定关注。此事看似简单，但“国”字当头，小事也是大事，加之牵涉历史、现实的许多方面，有些难解的传统纠葛，情况较为复杂，终是无果而终，成了一个长期困扰的文化问题。如今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政治局面愈益安好，世情民意通达和谐，社会、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为国花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值得我们珍惜。我们有必要积极开动脑筋，想出办法，争取这一问题早日圆满解决。

一、我国国花的历史

唐宋以来，我国传统名花中有一些就得到了“国”字级的赞誉，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牡丹和梅花。唐代牡丹声名骤起，称“国色天香”，北宋时推为“花王”。同时，梅花的地位也在急剧飙升，称作“花魁”“百花头上”，也有称梅“国色”的。南宋诗人朱翌《题山谷姚黄梅花》诗称“姚黄富贵江梅妙，俱是花中第一流”，清代诗人张问陶说得更为精辟：“牡丹富贵梅清远，总是人间极品花。”（《丙辰冬日寄祝蔡葛山相国九十寿》）都将两花相提并论，推为至尊，这不只是诗人个人的一时兴会，而是包含着全民族长期的历史认知和文化积淀。牡丹、梅花因此成了我国国花选择中最受关注的两种。

明清时牡丹始称国花

牡丹被明确称作“国花”始于明中叶。李梦阳（1473-1530)《牡丹盛开，群友来看》：“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万历间，北京西郊极乐寺种植牡丹，称“国花堂”，广为人知，清乾隆、嘉庆间也一度游人竞集。相传慈禧曾经敕定牡丹为国花，在颐和园建“国花台”，颐和园副白永麟奉旨书额。这一说法来源不明，不可尽信。但慈禧喜欢牡丹确有其事，清宫颐和园有一处称作“国华台”的地方，主要种植牡丹，建于光绪二十九（1903）至光绪三十年（1904）早春，慈禧曾在此招待各国使节夫人游园赏花。民国初年人们游览颐和园，大多会提到国华台。所谓“国华”即“国花”，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以来写作“国花台”，也称“牡丹台”。这些明清旧京遗事，对民国以来“国花牡丹”的观念和说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国早期对国花的讨论

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们的国花概念也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传统“国色”“花王”之类的赞誉，而是明确具有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象征、徽识的意识。

最早以现代眼光谈论国花的是民国元年（1912）《少年》刊物上无名氏《民国花》一文，就当时北洋政府以“嘉禾”（好的禾谷）作勋章（通称嘉禾章）、货币图案一事，赞叹“从此，秋来的稻花，可称为民国花了”。这是将“国花”视作民族国家象征的第一例，也可见当时有嘉禾为国花一说。民国最初十年，人们多承明清京师“国花堂”、“国华台”之义，主张牡丹为国花。1914年，著名教育家编写“国花”教材，认为“牡丹富贵庄严之态度，最适于吾东亚泱泱大国之气象，尊之为国花，谁曰不宜”。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有关讨论明显转向。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多抛弃封建色彩浓重的牡丹，转而主张菊、梅等富有民族性格和斗争精神象征之花。其中尤以赞成菊花者居多，认为菊花品格高、志节劲、颜色正，最宜为国花。

民国南京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

1926-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随着国民党政权和国民政府机构建设的全面展开，作为国家标志的国旗、国歌、国徽和国花的讨论都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28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内政部礼制服章审定委员会决议以梅花为国花，具文呈请行政院报国民政府核准。行政院随即交教育部核议。11月28日教育部完成审议，对内政部的提议深表赞同，并具明三种理由：“（甲）梅之苍老，足以代表中华民族古老性；（乙）梅之鲜明，足以代表中华随时代而进化的文明，及其进程中政治的清明；（丙）梅之耐寒，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之坚苦卓绝性。”媒体对两部意见随即加以报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年年底，国民政府财政部筹铸新币，需要确定国花图案作为装饰，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申请。中执会批交中央宣传部核办。宣传部最终“审查结果，以为梅花、菊花及牡丹三种中，似可择一为国花之选”，具文回报。1929年1月28日，中执会讨论宣传部的报告，“决议采用梅花为各种徽饰，至是否定为国花，应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民政府于2月8日发布第109号训令，至此完成了法律上的重要一步，即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指定梅花为各种徽饰纹样。

尽管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因故并未就国花作出明确决定，但会前国民政府已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为各种徽饰，实际已经承认了梅花的国花地位。而且早在年前，内政、教育两部拟议意见出台之初即被媒体及时报道，并被解读为国民政府已正式确定梅花为国花。此后无论人们言谈，还是各类大型场合的仪式，多以梅花为国花，梅花的国花地位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可，“虽无国花之名，而已有国花之实”。

二、我们的现实思考

综观明清以来，尤其是民国年间我国国花问题的众多意见和实际选择，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和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思考和处理国花问题时认真汲取，引为借鉴。

国家象征，人民期待

国旗、国歌等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主要标志、象征或徽识。国花虽不如国旗、国歌重要，但也同属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文明产物，备受人们关注和期待。民国以来，民族国家意识蓬勃兴起，人们纷纷拟议国花，热情讨论，急切期盼。1928年底，国民政府确定国花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莫不欢欣鼓舞。人们普遍认为，国花可以表“国性”，见“民性”，展“国姿”，扬“国光”，其作用不容小觑。可见国花的确定，对社会舆情和国民心理的影响是鲜明而积极的。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30年，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花之事远非当务之急，因而长期无人问津。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国家逐步富强，民众富而好礼，社会日益文明，国际交往更是大大拓展。无论是从一般文化知识和公共信息，还是国家象征和社会仪式层面，我国国花是什么日益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值得国家领导机关引起重视。

国家大事，法令为重

我国有极为丰富的花卉资源，历史上以“国”字称颂的就有兰、牡丹、梅花等多种，另如菊、荷等也都历史悠久，种植普遍，备受钟爱和推重。选择多，分歧就大，割舍更难。民国以来的国花讨论中，上述花卉都有不少主张者，言之者也都头头是道，理由十足，各是其是，喋喋不休，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最终国民政府一声令下，举国一片赞美，反对之声烟消云散，梅花就此定为一尊。这种社情民意的前后变化，充分显示了国家政权的力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样“官本位”传统比较深厚的社会，由国家权力机构形成决议，颁布法令，具有更权威的色彩，容易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形成统一的全民共识。这应是我们评选和确定国花最理想、最隆重、最有效的方式。

两花并尊，最佳选择

我国名花资源丰富，而牡丹、梅花尤为翘楚，唐宋以来一直高踞群芳之首，备受人们推崇。民国以来，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花讨论，虽然众说纷纭，主张较多，但呼声最大的仍不出牡丹、梅花两花。由此不难感受到我国国花选择上的一种历史宿命，牡丹、梅花同为我国国花的必然之选，有着等量齐观的历史诉求和民意基础。

牡丹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扎根中原文化的深厚沃土；梅花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多得南方文化的清灵气息。牡丹姿容繁华、气势壮大，宜于象征物质文明、国家气象；梅花气质清雅、品格坚劲，宜于象征精神文明、民族品格。两花相辅为用，有机互补，方能满足社会不同之爱好，顺应文化多元之诉求，充分体现历史传统，全面弘扬民族精神。两花并尊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无疑也是破解近30年我国国花评选现实僵局最明智的选择。

完美象征，两岸共享

世界各国国花，绝大多数都由民间约定俗成，真正由政府确认的属于少数，而正式立法确认的更是微不足道。按此惯例，反观我国的情况，既然明清以来牡丹长期被称作国花，民国间又曾经一番决策以梅花为国花，如果再一味说我国没有国花，就不符事实，有悖常理，不免给人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之感。在国家权威决定或正式法律、法令尚不到位的情况下，根据明清以来尤其是民国以来我国国花选议、实行的历史实际，称“牡丹、梅花”为我国国花，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完全应该的。遗憾的是，这一有理有据的说法一直未能正常出现和通行。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严重对峙，导致“国花”话语上多有避忌。尽管新中国最初30年，人们对梅花品格、精神的推重都要过于牡丹，但在日常的国花表述中一般采用国民党建政前的民间说法，只称牡丹为我国国花，对梅花作为国花的历史地位避而不谈，这是不难理解的。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花的性质与国旗、国歌、国徽终是有所不同，国花是客观的生物载体，有更多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性质，也有更多大众审美情趣的因素。牡丹、梅花的国花地位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和广泛的民意基础。台湾自古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梅花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意义，为海峡两岸人民、全体炎黄子孙同尊共享，绝非任何单偏政治实体可以垄断和限制。梅花的中国文化属性对于“台独”势力的“去中国化”倾向是一个有力的牵制，对于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广大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来说，则又是一个生动的文化感召、美好的精神纽带。牡丹、梅花同为“文化中国”最经典的花卉，两花并尊最能充分展现我中华神州地大物博、万类溥洽的气概，体现我华夏文化兼融并蓄、运化浑瀚的特色，象征我伟大祖国和平统一、两岸人民团结一体的美好前景。

（原载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夏之卷，题作《中国国花：历史选择与现实借鉴》，24000字，此处有删节）（部分图片来自“花庐家”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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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程杰，1959年3月生，江苏泰兴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花卉文化研究，发表有《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宋代咏梅文学研究》《梅文化论丛》《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中国梅花名胜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