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斗士”伍连德
“鼠疫斗士”伍连德
“鼠疫斗士”伍连德
202003310402增删

世界著名的“鼠疫斗士”,
“中国现代医学之父”,
国际著名的卫生防疫专家,
中国公共卫生,中国现代医学及医学教育的先驱,
1935年,诺贝尔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科学家,
中国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
日本的首位“中国交换教授”,
在中国主持兴办了,20多所著名的医院和医学院校,
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口罩并进行推广,
发明了中式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旋转餐台”,
在中国干过最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在百年前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拯救了中国大地无数的生命,
被梁启超誉为“国士无双”的伍连德博士,以他广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卓尔不凡的才能,强烈的事业心和强大的组织能力,将科学的卫生防疫思想引入中国,为中国医学防疫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他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战胜了20世纪初震惊中外的中国东北鼠疫大流行,提出并丰富了肺鼠疫理论,成为世界鼠疫防治史上的里程碑。
中国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界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但无人能出其右。
说到这个伍连德博士,他还是一位华侨。
人类的未来可能因为一个不喧嚣的小小的病毒而改变的说法是靠谱的,比尔盖茨在五年前就指出,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其实都投资不足,研究不到位,更没有足够的准备来应对突发传染病。
几年前,长春长生的问题疫苗害人害己,防疫企业敬畏之心的缺失是不争的事实。
之所以今天介绍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讲述伍连德的传奇故事,
是因为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太可惜了。
这不仅仅是关乎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健康,也关乎做人的道德底线,晚清时期的中国东北是怎么做防疫事业的?今天我们的防疫企业的所作所为又如何呢?

【归国】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1879年3月10日出生在今马来西亚槟城(槟榔屿)。兄弟姊妹11人,他行八。
父亲伍祺学是广东台山人,闯南洋来到槟榔屿经营金铺生意。
母亲林氏,福建人,早年随伍连德外公去马来西亚定居,在槟榔屿认识并与伍连德父亲结为夫妇。
他7岁考入当地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公学,接受10年制教育,学习成绩优异。1896年,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他勤奋刻苦,在大考中获得"基本学者"的名衔,并多次获奖金和奖章。1899年6月,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入该院听课和实习三年,成为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1902年,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士学位,得到了母校资助的研究奖金,每年150英镑。他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他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1903年,他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后,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了意曼纽学院所颁给的研究生奖学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了一年的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工作。
1904年,24岁的伍连德在父亲的催促下,离开英国回到马来西亚,在自己的老家做了一名“医官”,既随了老父亲的心愿,又专业对口,然而,在行医中,发生事与愿违的事情让他不知道怎么弄好,比如医院总让他做一些在他看来没有必做的事情,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让他看不惯的事情,与赚钱紧密挂钩的事情总是医院的最终选择,他主张在医院增设感染科的建议受同事欢迎但遭医院否定,医院的用药规定也不利于病人,等等,由此郁郁不得志,除了上班下班混日子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更不用说远大抱负了,虽然事事不顺,但是,对病人的关心关怀,丝毫不怠慢,他依然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医生,病人喜欢他,同事也喜欢他。
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当地“医官”都是英国人,身为华人的伍连德,即使拥有博士头衔,也不被重用,一年之后,他还是只能给英国人打下手。
不久,他回到槟榔屿,在珠烈街开设私人诊所,并积极参加华侨社会服务,致力于社会改革,如反对吸毒和赌博。他主张男子剪发辫,提倡女子教育,鼓励少年男女开展体育运动及创办文学会等。
就在伍连德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和不甘时,他接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英国伦敦,邀请他出席国际抗鸦片会议,一封则来自中国天津,一位清政府官员邀请他担任当时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1907年,伍连德忽然收到的二封信中的一封是袁世凯的邀请信,袁世凯在信中表示希望他可以回国,去天津就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袁世凯的热情洋溢的邀请函,让他热血沸腾。尽管当时的大清朝,早已经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可在伍连德的心里,朝廷与社会变革的政治问题可以先不管,在回马来西亚之前,也没有考虑殖民地不殖民地,英国人之下的马来西亚,也不是什么避风塘,倒反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爸爸心目中的真正的“大不列颠”东方龙,仍旧让他神往,爸爸思念传染他的一家,祖国就是妈妈,现在祖国需要他,他又怎么能不回去呢?
他接受了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 在父亲的支持下,28岁的伍连德,毅然登上前往祖国的航船,虽然他不懂中文,不能与同一条船的同胞聊点什么,但是,一踏上甲板,马来西亚与祖国割舍不了血脉相连的感觉油然而生,支持祖国发展的崇高情怀与受中国文化熏陶土生土长的华人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船在海上航行,他的思绪在天空翱翔。
到任不久就被派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伍连德由于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便,到天津上任伊始即聘请教师学习中文,很快就学会了用普通话讲课。他在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的交往中,对中国古籍也逐步有了了解,加深了对祖国历史的认识,并搜集了不少古文物。
当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此行,将让他在冥冥之中承担起与传染病作战,挽救万千生命的重大使命。
当时,大清朝廷风雨飘摇,东北局势十分复杂,俄国和日本对我们的东北觊觎已久,虎视眈眈。
在天津卫的袁世凯手握重兵,大清已经日薄西山了,袁世凯崭露头角,颇有将成气候的味道,他的北洋水师里头有一批来自福建的将领,林国祥林国裕兄弟就是其中之一,林氏家族的人几乎都加入福建船政学堂,在甲午海战中,林国裕殉国,林国祥先后担任广乙舰、济远舰管带。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林国祥先被革职,后来又在1896年被重新起用并且去英国订购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其间遇到了外甥伍连德,林国祥的两名副手程璧光、谭学衡也和伍连德相交甚欢,袁世凯正是由程璧光那里听说了伍连德。
伍连德第一次回国,在天津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认定其乃当仁不让为北洋后人,与他舅舅林国祥的旧故,再加上伍连德夫人的三叔也是在致远舰上殉国的。叙旧之后,袁世凯勉励他当参加北洋军为国报效,随即让他先到北洋军医处进行考察并报到。
写到这里,本文第二个重要人物将要出场,这个重要人物便是施肇基。
施肇基,字植之, 1877年4月10日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民国时期外交官,震泽施氏元代已居震泽,震泽是祖居地。娶内阁总理唐绍仪侄女为妻。
1908年,受徐世昌、唐绍仪举荐,清政府委任施肇基为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兼滨江关监督,以后又任吉林交涉使。 在施肇基26个月的任职期内,最值得一提的是断然处理“伊藤博文遇刺案”。
1909年10月,策划中日甲午战争和吞并朝鲜半岛计划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前来我国东北视察。26日上午9时 ,伊藤博文乘坐的专车抵达哈尔滨。在检阅俄国仪仗队时,朝鲜志士安重根突然冲出连放数枪,击中伊藤博文(后不治身亡) 。事发后,施肇基以少有的冷静和果敢处置此事:“余派人到傅家甸电报局,传令今日电报只许收存,不许发放。同时电告外务部:在此案调查清楚全案报部之前,请勿发表任何文件。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道歉语句,贻日 人以口实。”其后他获得安重根口供,“余查此口供非常确实,乃撰一报告电达外务部,并代撰英文通讯一篇备外务部交《北京日报》英文版发表。该通讯在北京刊出之后,余始解傅家甸电报局‘扣电’之禁令,其所积压之各国通讯电稿,乃纷纷发出。 ”施肇基手法十分老练,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又杜绝了日本节外生枝,使中国免除了可能的外交纠纷。

【临危受命,成立研究所,采取戴口罩,封城,车厢隔离三大措施】
1910年施肇基奉调回京,晋升为外务部右丞,进入清政府外务部核心领导层。1910年末,西伯利亚发生肺鼠疫,传人我国满洲里,沿东清铁路扩散到哈尔滨,蔓延东三省,波及关内.酿成瘟疫爆发流行,几乎重演了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惨祸.
在这个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清政府委派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寻找可以承担抵御东北鼠疫重任的人。
就在施肇基心急如焚之际,归国三年多的时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博士临危受命,主动揽下了这个任务,前往哈尔滨组织领导防疫工作。
时年32岁的他,仅带一个自己的学生,迎着逃避瘟疫的汹涌人群,毅然冲向了鼠疫最严重的哈尔滨。
1911年1月,伍连德来到疫情重灾区哈尔滨,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他坐镇哈尔滨统筹抗鼠疫各项工作。
此时,鼠疫已经肆虐了东北两个月。
通过对东北疫情的动物学细菌学研究发现此次疫情可能存在人传人,这和日本专家提出的不会人传人的结论相左,深入疫区做进一步调查得到的结果也印证了他判断,比如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老鼠的一家人也还是染病了。日本专家解剖的几百只哈尔滨老鼠,没有发现黑死病病毒细菌。
他推断此疫不是通过老鼠跳蚤传播,而是有更严重的其他传播途径,比如通过呼吸飞沫传播,他暂时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这是人类第一次知道鼠疫的其他传播途径。
既然确定了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防止飞沫传播,采取阻断传播途径就成了重中之重。
为此,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
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细菌,称之“伍氏口罩”。这口罩成本非常低廉,仅为当时国币2分半钱,大部分家庭都买得起,并且他发动好友华侨为灾区捐款捐物。
仅戴口罩,当然不能扑灭鼠疫。伍连德推测,此疫源头,不是老鼠,而是另有其“人”。
在当时的医学界,以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为首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鼠疫是由鼠传染给人的,而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因此,对抗鼠疫的方法也非常简单:灭鼠!
伍连德到了哈尔滨,很快发现问题。哈尔滨的冬天动辄零下数十摄氏度,老鼠怎么会大规模活动?他仔细调查了暴发最严重的傅家甸,发现这一区域之疫源,来自满洲里的一个俄国人和当地人捉土拨鼠的窝棚(当时东北流行用土拨鼠皮毛代替紫貂皮毛)。伍连德立刻让助手想办法找来土拨鼠进行研究。12月27日,一位旅店的店主患鼠疫而死。伍连德赶到后,立刻问服务员:之前是否有皮毛商人入住?服务员说:有,一周前刚走。传染链渐渐浮出了水面!但是当时清政府禁止尸体解剖,但伍连德不为所动,他不顾风险,和助手就地解剖尸体,很快确定这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和唾液的传染,而并非鼠传染给人。他立刻给施肇基发电报,要求想办法让政府予以配合进行隔离。
伍连德要采取隔离措施,老百姓不配合,他心急如焚,像热锅上的蚂蚁。
为了彻底隔绝鼠疫传播,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对哈尔滨进行全面布控,尤其是傅家甸所有的公共设施,旅馆、饭店、商店,均全面消毒,对病人和家属实行严格的隔离,对有可能接触病人者,必须待在家里自行隔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百姓在短时间内变不配合为自觉自愿服从伍教授及防疫人员的安排,变消极对抗为积极响应研究所的号召,并移风易俗自觉按有关部门的要求做好防疫工作,把病尸交工作人员拉到埋尸坟场集中处理。
伍连德把疫情重灾区傅家甸分为4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4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他开始训练大量医务人员取代警察进行疫情监测,同时,调动了数百名军人及警察封锁隔离区,尤其严禁毛皮商人进入。
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搜查队全城搜查病人,发现后立马隔离起来。
为了成功地执行分区防疫计划,伍连德从长春专门调来了由116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他们被安置在城外俄国一家空旷的面粉厂里,任务是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
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4种。
每个区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在庞大和严格的警力下,任何人偷越封锁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 傅家甸,被“封”了起来。哈尔滨其他区,和其他有疫情的城市,也按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了防疫体系。
事实证明,这样的“封城”是正确的。
把疑似病例隔离起来,防止疫情扩散。
十几天过去了,疫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控制,伍连德十分痛苦,为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一宿没有合眼,白天,他到疫区检查督促,拉尸体的车子来来回回,突然,他拦了一空车,问:你是不是才拉尸过去的?空车车主说:是的。他问:怎么这么快就回了,尸体都埋了。空车车主说:都丢在那里,没法埋,土冻得跟铁似的,挖不了坑。嗖,他转身就走,来到坟场,果不其然,病尸暴露在地上,根本就没有挖坑深埋。
“原因找到了,我知道症结所在了。”此时此刻的心情不好形容,他转身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明天开始,尸体一律火化”。
哈尔滨零下几十度,天寒地冻,无法挖坑深埋尸体,只能火化。
没有处理的暴露在地上的病尸成了新的传播源头了,这是疫情不能根本控制的原因。既然找到了原因,那就彻底解决,把所有的病尸都烧干净,彻底铲除传播源头。
事实证明: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但是,这还不够,“封城”只是管住了城市,东北那么大,当时铁路网也非常发达,仅仅守住城市是不够的。
为此,伍连德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这些车厢用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
伍连德足足借了120节火车车厢,用做隔离营,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壮举。

“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隔离方式,在铁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来。”伍连德将此作为及时有效的防疫手段。
通过口罩、“封城”、车厢三种隔离措施,疫情被彻底控制住了。
这是一百年多年来被证实的可靠经验,也是伍连德的巨大贡献,现在我们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口罩哦。
施肇基与伍连德上下配合,采取有力措施,抗击疫情。居家隔离,车厢隔离,集中收治,戴口罩,封城等措施直至今日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抗击疫情的措施。
其时土拨鼠已不多,真正威胁最大的传染源是那些死尸。 施肇基一方面争取朝廷的支持和批准,一方面积极周旋于各国之间。尤为重要的是,施肇基从朝廷那里获准中国历史上首次允许大规模焚烧尸体的圣旨,为及时控制疫情创造了条件。施肇基成功说服清廷同意将弃尸予以火葬,并于1911年1月31日(大年初一)实施。2月6日,俄医务总监马里诺夫斯基医生抵哈,经过认真考察,他立即在俄侨聚居地效仿伍连德的做法,开始焚烧病尸。
1911年3月1日,距离伍连德到达哈尔滨67天。24小时内,哈尔滨无一例死亡,无一例感染。之后数日,均无感染及死亡。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就这样,在短短四个月内,他们通力合作,力挽狂澜,成功消灭鼠疫,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
此次东北的鼠疫流行,共吞噬6万余条生命,其中傅家甸为7200余人。在此次防疫行动中,参与工作人员2943名,297人殉职。
鼠疫流行后,俄日以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主权,各国外交使团更是频频施加压力。危难关头,施肇基挺身而出,建议外务部筹办“万国治疫会议”,任命他为“防疫大臣”,并力荐南洋华侨伍连德出任会长。
1911年4月3日,伍连德和11国专家,于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会上,由伍连德主持,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
1910-1911年东三省肺鼠疫大流行发源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爆发于满洲里,但没有全球扩散,伍连德功不可没。清政府召集11国专家在奉天举行万国鼠疫研究会,各国专家建议在东三省建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以为长治久安之计。清政府采纳各国专家建议,责成海关总税务司提出经费预算。哈尔滨海关税务司与中国官员拟定组建方案及各防疫医院经费预算,有赖此项常年拨款,东三省防疫处运营二十年,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后记】
1911年8月清政府破格晋升施肇基为左丞。10月,外放为出使美、墨、秘、古四国大臣。后因武昌起义爆发,没有成行。
1936年8月,59 岁的施肇基以年老体衰为由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回国定居上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施肇基不甘人后,出任国际救济会宣传 组主任,同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担任上海市防疫协会董事长。1941年夏,施肇基前往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委任施肇基出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美国为中国争取抗战物资。战后施肇基曾担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高等顾问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顾问委员会委员职务。
1958年1月,施肇基在美国逝世,享年81岁。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上海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饱受战争带来的痛苦。他在上海的寓所被日军飞机炸毁,妻子黄淑琼去世。他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到了马来西亚槟城,成为一位普通的医生。
1960年1月21日,槟榔屿邹新庆律卅九号,一位伟大而平凡的医生因心脏病逝世。

【评价】
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引发严重公共卫生危机,伍连德临危受命,担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抗疫工作并仅历时4个月时间即扑灭疫情。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最终成功控制了疫情,开启了近代中国的防疫事业的先河。他创造了我国现代医学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位剑桥大学华人医学博士;实施中国医生第一次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1911年主持召开中国政府承担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主持中国政府承担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海港检疫所;撰写了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是第一位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华人。伍连德还是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东北陆军总医院(今解放军202医院前身)、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等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梁启超先生回顾晚清到民国50年历史时曾说:“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在伍连德的身上,充分体现了那一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众、对事业的担当、奉献和情怀。
看到今天的假疫苗的事件,不由得不说说一百多年前的华侨伍连德如何在中国东北防疫的!你看了之后有何感想?
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旧址,以一面爱国旗、一颗为民心、一座泰斗碑为三大理论层面,应用光电新技术,采取类似故宫那样的精湛的修复和贴近生活的挖掘的举措,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伍连德博士的精神、人格、业绩,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与伍连德密切相关的该旧址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意义.
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140号有两座砖木结构的旧式普通建筑,这就是建于1922、1924年的哈尔滨鼠疫研究所和东三省防疫处的旧址,在哈尔滨市保障小学校校内,将近100个年头了,虽久经雨雪风霜和几次修缮,但旧址还基本保持着建筑的原貌。
1910年末,西伯利亚发生肺鼠疫,传人我国满洲里,沿东清铁路扩散到哈尔滨,蔓延东三省,波及关内.酿成瘟疫爆发流行,几乎重演了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惨祸.时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博士临危受命,前往哈尔滨组织领导防疫工作。
民国元年在哈尔滨设立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以下简称东三省防疫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虽然此前清末曾出现“京师防疫局”。及数处地方防疫机构,但均为临时性质.随着灾难的降临而仓促设置,瘟疫平息即自生自灭。
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大流行和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召开促成东三省防疫处于1912年创办,在随后的20年中该机构在鼠疫防治与研究、公共卫生知识普及和医学教育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引用文献】
《黑龙江史志》,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述略 》,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中文全译本序言,
《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实践》,
《伍连德:被遗忘的“鼠疫斗士”——东堂子胡同前的追思 》作者礼露,
《中国疾病控制杂志》,
《北方文物》,
《中华医史杂志》,
《国际免疫学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创办人伍连德,
部分引用源自于自媒体微博公众号,如电告本人,将立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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